在苏州革命博物馆的展厅内，有个复原场景——“七君子”在苏州，边上展柜中陈列着一组珍贵文物——一份答辩书、一份审讯录和一份宣言。这些纸张承载着“七君子”事件的历史记忆，虽有些泛黄，但文字依旧清晰。“‘七君子’投身抗日救国运动、呼吁团结抗战却被捕，社会各界纷纷声援‘爱国无罪！抗日无罪！’，文物中‘救国无罪’等多处文字正是无声的证言。”苏州革命博物馆陈列开放部（文物保管部）主任查燕华说。

1936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，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国民党当局却一味退却，民族危亡关头，中共中央提出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的主张。在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，同年5月，全国18个省的60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成立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（简称“救国会”）。“救国会”呼吁团结抗战，却成了国民党当局和日本侵略者的“眼中钉”“肉中刺”，这正义的呼声，竟被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。11月23日，国民党当局在上海秘密非法拘捕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王造时、沙千里、史良等7位“救国会”领导人，时称“七君子”事件。12月4日，沈钧儒等6人移押苏州，史良于12月30日到苏州“自动投案”。

“七君子”被捕后，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4月3日以“危害民国”罪对“七君子”提出公诉。不仅“七君子”及其律师团发表了答辩状，“救国会”也发表了答辩并告全国人民和全体会员书，此答辩书字字铿锵，其中亦写道“救国是无罪的”：“……本会会员在各地因从事救亡而被拘捕的事情，仍旧不断地发生，有不少会员甚至遭受非刑拷打……我们相信，救国是无罪的……本会所提倡的，的确是联合全国各阶级人民一致对外的民族阵线……”

在关押期间，“七君子”被多次庭讯，《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案件审讯录》记载了“七君子”与审判长的交锋。从笔录内容看，审判长围绕救国会宣言、抗日主张是否有政治野心、是否与共产党相关、是否与他国势力相关；救国会内各团体、人员信息；各人际关系、书信往来、开会与演讲；与罢工运动是否相关等方面，对“七君子”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了多次讯问，试图以“勾结共产党”等构陷罪名，但没有取得任何可以定罪的口供。

“七君子”被捕这一“救国有罪”的冤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。1937年4月12日，中共中央发表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、章诸氏被起诉宣言》，指出“七君子”抗日救亡的行为是“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”，要求国民党当局“立即释放沈、章、邹、李、王、沙、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”，引起强烈社会反响，国内外进步力量纷纷开展声援活动。

6月25日，宋庆龄、何香凝、胡愈之等16人发起“救国入狱运动”。“救国如有罪，不知谁才没有罪？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……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，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，而有千千万万个。中国人心不死，中国永不会亡！”这段文字摘自苏州革命博物馆馆藏文物《救国入狱运动宣言》，是宋庆龄、何香凝、胡愈之等16人为营救“七君子”而作出的正义宣告。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响应，愿为救国而入狱。7月5日，宋庆龄等12人亲赴苏州，向江苏高等法院自请入狱，要求与“七君子”同服“救国罪”。

在被关押期间，“七君子”始终不卑不亢，坚贞不屈。他们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全国一致团结抗日的浪潮势不可挡，7月31日，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“七君子”释放。“七君子”的成功获救，是社会各界联合营救的成果，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、抗日救亡的体现。

《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案件审讯录》《救国入狱运动宣言》……一件件珍贵的抗战文物，无声却有力地诉说着“救国无罪”的证言。它们不仅见证了“七君子”不卑不亢、顽强斗争的铮铮铁骨与爱国情怀，更凝聚了中华儿女众志成城、共御外侮的伟大抗战精神。